“中国奶业已从需求领涨转入供给领涨的新阶段。”在近日召开的第十七届奶业大会专题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副首席、经济研究室主任刘长全就《奶业新周期形势研判与牧场韧性建设方向》作了专题报告。他围绕“十四五”奶业形势回顾、新周期特征研判以及牧场与行业韧性建设三个维度，系统剖析了当前我国奶业的深层矛盾，并对产业未来发展路径提出思考。
供需关系逆转：产能增速持续领跑，平衡机制趋于弱化 以五年为周期观察我国奶业生产端的变化，发展态势脉络清晰。刘长全指出，“十二五”期间全国牛奶产量年均增幅为4.6%，“十三五”升至8.2%，“十四五”期间增幅更是逼近20%；奶牛单产水平同步实现跨越式提升，2025年全国奶牛平均单产已突破10吨。一系列数据充分印证：中国奶业的生产基础在不断巩固，产能增长的动能依然充沛。 然而，消费端给出的信号却截然不同。刘长全表示，同样以五年周期为窗口期，“十三五”期间我国乳制品消费年均复合增长率还在4%以上，而到了“十四五”，这一指标已大幅回落至1%出头。 把供给端与需求端放在同一张图上对比，二者的落差更为突出。刘长全表示，“十四五”期间，全国牛奶产量年均增幅超7%，而消费需求年均增速仅1.4%，二者形成超5个百分点的增长缺口。他认为，我国奶业在整体消费水平仍处低位的背景下，供强需弱或将由阶段性矛盾，演变为长期性产业难题。 刘长全进一步指出，当前产业格局下，市场自发调节供需平衡的机制正在弱化。一方面，大型牧业的投资决策越来越受资本市场逻辑驱动，不再单纯依据当期盈亏调整产能，企业对市场价格信号的反应灵敏度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企业之间在产能调整问题上陷入了博弈困境：从业者均清楚盲目扩产会加剧市场承压，但没有企业愿意率先缩减产能。刘长全表示，“因为减掉的是自己的市场份额，而市场回暖的好处却会被所有参与者共享。这套集体博弈的逻辑，使得市场自发出清变得困难。” 价格成本与贸易格局之变：盈利空间收窄，内外竞争力此消彼长 刘长全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原料奶价格的大幅波动。数据显示，如果按期末价格计算，2025年原料奶价格与2020年相比，降幅高达27.1%；即便按年均价计算，降幅也超过20%。若进一步折算成不变价格，“十三五”和“十四五”两个时期原料奶价格都在下降通道中运行。 牧场成本收益形势同样承压。根据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的牧场定点监测数据，自2023年起，奶价与成本已出现倒挂。2025年之后，倒挂局面有所改善，但如果用价格成本比来衡量，形势依然严峻。刘长全表示，与“十三五”期末相比，2025年末的奶价成本比下降了14%以上；而从“十二五”到“十四五”三个周期的均值来看，该项比值整体持续走低。“十四五”期间，奶价与成本的比值平均只有1.06，这意味着行业整体利润率仅约6%，且仍处于下降通道之中。 终端消费市场同样呈现出微妙变化。刘长全指出，国家发改委监测的液态奶价格和商务部监测的牛奶价格均显示，在经历了长期上涨之后，“十四五”期间，乳制品终端销售价格整体趋稳，部分品类甚至出现下降。以商务部检测数据为例，2026年乳品均价较前期高点小幅下调，全年期初至期末整体呈下行走势。 在贸易领域，乳制品进口数据勾勒出一条“倒U型”曲线。刘长全表示，“十二五”期间，乳制品年均净进口量较“十一五”增长了一倍以上，增速惊人。此后增幅逐步回落，到“十四五”期间，折合原料奶的年均净进口量约为1949万吨，较“十三五”增长了不到15%。增幅显著放缓的背后，是中国与全球奶源市场关系的深层重塑。 自给率的变化同样印证了这一转折。2008年前后，我国奶业自给率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持续下滑，最低时降至62%左右。但在“十四五”期间，这一指标出现回升，2025年末达到70.2%。刘长全特别提到一个更具洞察力的指标——新增消费中进口所占的比重。从2022年前后开始，这一指标已转为负值，意味着新增消费需求已完全由国内供给来满足。 在分析进口比价的变化时，刘长全指出，2016年前后进口大包粉折合原料奶的价格与中国国内原料奶价格的倒挂最为严重，进口压力也达到峰值。但此后，随着主要奶源国面临日益突出的资源约束，其生产成本持续上升，进口价格整体上行。与此同时，中国奶牛养殖的单产水平从2015年的6000公斤提升至2025年的10000公斤以上，效率提升显著缩小了成本差距。到2025年末，国内原料奶价格已低于进口到岸折合价，摆脱了长期倒挂的局面。当然，不同奶源输出国之间仍有显著差异，新西兰、欧盟、美国对华乳品比价各不相同，这一差异将直接重塑未来国际乳品贸易的分工格局。 出口方面的变化同样值得关注。刘长全表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乳制品年出口量折合原料奶仅10万吨左右，但“十四五”期间出口呈现爆发式增长——2025年出口量增长近80万吨，五年均值约34万吨，较“十三五”增长近一倍。不过他明确指出，这种出口增长并非竞争力的体现，更多是消化过剩库存的应对之举。据测算，每出口一吨奶粉大约要亏损1—2万元。出口产品仍以奶粉为主，目的地包括孟加拉国、蒙古国等。但随着国内市场形势变化，2026年出口已出现明显回落。 在养殖效益方面，刘长全用奶饲比即奶价与饲料均价的比值来衡量中外差异。如果以70%玉米和30%豆粕配合的饲料成本来计算，中国奶饲比自2008年以后基本处于持续下降通道，而国际上这一比值却在上升。一升一降之间，中国奶牛养殖的经营状况与国际平均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2025年末，中国奶饲比仅为1.12，而美国为1.94，国际平均水平为1.79。刘长全指出，中国牧场要盈利，奶饲比至少应在1.4。 消费分化与产业集中：新阶段的新命题 进入新周期，乳制品消费呈现出三个鲜明特征。刘长全将其归纳为：一是人群与功能的分化。银龄人群追求健康管理，新生代父母注重精细喂养，年轻群体倾向于情绪悦己消费。这种分化意味着奶业的功能定位正在多元化，发展方向也面临更多细分选择。二是深加工产品的增长明显快于传统品类。虽然消费端缺乏精确数据，但从贸易结构的变化中可以窥见端倪：液态奶进口增速明显放缓，而乳蛋白、乳糖、炼乳、乳酪、黄油等深加工产品的进口占比在持续上升。国内新增的加工产能也多集中在这些领域。三是新场景、新模式不断涌现，新茶饮、餐饮渠道等正在改变乳制品的消费形态。 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刘长全提出了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第一，当差异化、高附加值产品越来越成为行业追逐的热点时，平价乳制品的供给是否还应得到重视？他认为，消费主体和消费结构的主体依然是传统产品，它们决定了国民基本的营养保障水平，平价供给的重要性不应被忽视。第二，有观点认为，随着特色化、差异化发展，垄断问题会自然消解，这种判断是否成立？刘长全认为，关注垄断不能只看产品市场，更要看原料奶购销环节。 刘长全表示，当前奶业产业生态最突出的特征是集中度快速提升。2024年，前10家牧业集团奶牛存栏217万头，占全国奶牛存栏的18.4%；产奶量1269.9万吨，占全国总量的31.1%。与此同时，主要乳企的自有奶源比例普遍很高，多数在5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00%。与集团化、规模化并行的，是中小社会牧场的大量退出。无论是养殖场户数量还是奶牛存栏规模，都在明显缩减，但总产奶量仍在增加。 这一结构变化引出了一系列需要关注的问题。刘长全逐一剖析：第一，差别定价是否构成垄断？乳企对自有控股牧场支付更高的奶价，在法律上一般不构成垄断，因为这是内部交易。但当买方在市场上拥有支配地位时，实质性的损害就可能发生。第二，社会牧场是否还应获得政策支持？今天的中国奶牛养殖主体结构已与十年前截然不同，单纯意义上的家庭牧场越来越少，即使是社会牧场，规模也相当可观，奶业的民生属性需要重新审视。第三，利益联结机制是否还有建设的必要？当超过50%的奶源来自乳企自有或控股牧场时，传统的利益联结机制面临新的挑战。第四，也是当前最现实的矛盾——市场出现回暖势头后，如何协调产能增长与结构优化？刘长全分析称，乳企自有牧场的产能弹性较大，一旦市场好转，供给可以迅速回升。而刚刚经历困难期的社会牧场，恢复元气尚需时日，调控的节奏和着力点面临考验。 宏观环境与政策逻辑转向：韧性建设的路径选择 刘长全在报告中指出，人口形势的变化是影响奶业长期走向的底层变量。出生人口数的持续下降和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正在重塑消费需求的基本面。国家统计局监测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在2022年出现大幅下滑，虽有回升但力度有限，消费端的疲软从宏观层面可以得到印证。 但变化也意味着新的可能。刘长全认为，我国农业最核心的矛盾，即有限自然资源与持续增长的食用农产品需求之间的供需矛盾，正伴随人口总量见顶逐步缓和。过去，谷物自给和口粮安全占据了绝大部分资源配置空间，奶业在农业和畜牧业中的占比长期偏低。随着人口压力的减轻，奶业有望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无论是土地需求还是饲料供给，产业定位和竞争力都可能因此受益。 在政策层面，刘长全认为，奶业政策的底层逻辑正在经历深刻转型。从过去偏重产量和效率的单目标导向，正在转向兼顾产量、质量、结构、效率、社会公平、生态绿色和系统韧性的多目标框架。从“增产能”向“控产能”的转变，已经在生猪产业的政策调整中有所体现。他特别提到，生猪产业最新调控方案已将年出栏1万头以上的规模猪场纳入国家级产能调控管理，并将能繁母猪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这种将调控对象聚焦于大型主体的思路，对奶业产能调控机制的建立具有借鉴意义。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强调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推进粪肥就近还田利用，这些政策信号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关于“韧性”，刘长全给出了一个系统性的定义：应对不确定性冲击、周期性波动和结构性风险的能力。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评价奶业高质量发展的六维框架：产出高效、质量安全、生态绿色、利益共享、公平竞争、系统韧性。韧性本身包含两个层次：内在基础是产业的动态调整能力——企业能否根据市场信号及时调整生产行为，确保供需关系动态出清；外在保障是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与调控机制——政府和行业组织能否运用储备手段、逆周期奖补政策等工具，引导市场主体行为，促进市场出清。 在微观层面，刘长全提出了牧场韧性建设的几个方向：推动种养结合、提高本地化饲料资源利用比重，能显著增强牧场抵御价格波动的能力，调研中已有明确证据支持；数智化技术的精准应用是另一重要手段。在风险管理方面，要避免过度杠杆化的投资冲动，重视疫病和生物风险防控。 在宏观层面，刘长全认为，行业韧性的构建更为复杂。价格形成机制的完善是基础性工作，生产服务体系的建设关系到社会牧场的生存空间，产业政策的精准性和一致性要围绕两个导向来设计——奶牛养殖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基础地位，以及家庭牧场在养殖主体中的主体地位。产能调控及市场稳定机制的建立迫在眉睫，抑制垄断、促进公平竞争，则是保障行业长期健康发展的制度底线。 刘长全表示，中国奶业正在经历的不只是一次周期性调整，而是一场涉及供需逻辑、消费结构、产业生态和政策框架的全局性转变。在这个新周期里，仅靠牧场的被动承压远远不够，唯有通过制度设计的主动适配，才有可能在回暖与扩张的循环往复中，找到一条真正可持续的韧性之路。
